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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08月14日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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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8月13日电（丁小玉）核心提示：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生于1937年的俄罗斯著名导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是苏联解体的见证者。康查洛夫斯基拍摄过有关前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影片，1978年他导演的《西伯利亚颂》获得戛纳影展评审团大奖。他最近在《俄罗斯报》发表回忆文章，讲述上世纪他所了解的苏联变革历史。本文分两部分刊载，今日是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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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有研究过近现代史的人而言，这篇文章的题目可能是闻所未闻的。而且，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名字对我的很多不记得或者对苏联历史只了解一星半点的同胞而言，总是会和那个可怕的情报机构克格勃联系在一起。
有意无意中，我成为了苏联社会变革的见证者，当时与苏联政府共存的还有一个最黑暗的组织——克格勃。在这场变革中安德罗波夫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从斯大林逝世开始在党内的精英中出现了断层。斯大林的追随者要靠自己的努力在政局中站稳，他们包庇这种错误的体制，这其中很多人都对这种错误的斯大林体制负有责任。另一部分人——不是所有的年轻人（因为在年轻人中也有斯大林的拥护者），他们是一群更实际的人，他们明白，斯大林主义是一个束缚社会发展的框架。
当然，在那时未必有人想过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或者每个人都应拥有平等的权利，苏联时期的所有口号都把这一思想掩盖了起来。虽然社会现代化的任务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完成，但在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发表那篇著名讲话之前，它始终没有展现出它真正的优越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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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资料图片）
现在对赫鲁晓夫当时的行为有不同的评价，但内行人都知道，赫鲁晓夫当时的反斯大林言论不仅仅是受他自己的自由化的愿望驱使，同时还是想要挽留党内的精英，因为这些人觉得很快他们就要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代价了。因此赫鲁晓夫说出了当时没有写在发言稿上的话：“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最后会接受审判。”他当时直言不讳的说出了这些话，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意图。
可以这样说，从这一刻开始苏联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始终有这样的传言：如果赫鲁晓夫不对贝利亚（二战时期克格勃局长）执行枪决，那么最后贝利亚肯定会对赫鲁晓夫做出同样的事情。因为当时贝利亚自己已经开始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改革，并且这项改革也针对赫鲁晓夫集团。当时流传着各种言论，其中有一条说贝利亚对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有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生活奢侈讲究的人，如果他的改革成功，那他也很有可能经不住诱惑成为一名独裁者——在当时的拉丁美洲有这样的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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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在斯大林的葬礼上（资料图片）
当时成为赫鲁晓夫的牺牲品的还有当时被称作斯大林集团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舍必洛夫。而斗争远远没有停息。当时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在经济问题上的想法完全处在两个极端。当时苏联的制度处于固步自封、工业的发展基本属于停滞状态，其中也包括军事工业，更不用提更加艰难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了。
可以毫不讽刺的说，在苏联曾经存在过某种形式的民主，但是仅仅存在于苏共政治局一小部分人当中。政治局是一个严格保密的机构，不过多亏当时留下来的档案，这些资料显示，当时内部的确进行过非常激烈的争论，彼此之间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冲突。但是后来谁也没有因为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或者受到惩罚，大家坦白的表明自己的观点，这在现在看来并不奇怪。
当时这样的讨论有公开化的趋势。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开始出现分歧。我记得当时在电影院的走廊里我们都在热烈的讨论克里姆林宫中两派之间的争论。当时新思想的带头人德米切夫试图减弱对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干预作用，但这遭到了官员们得强烈反对。所有人都在讨论最新的消息，说格鲁吉亚的一位书记跑到发言台上高呼：“我永远都是斯大林的拥护者！我们不允许解除党对思想的控制作用！”这简直就是对政治局公然的挑衅！虽然当时已经不是斯大林掌权的时期，但不服从当时的方针还是会被立即处死——这就代表当时任何形式的改革都不会成功。而且当时的党内官僚始终在维护自己的一己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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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苏共政治局休息室。 图中：1.勃列日涅夫（时任苏共总书记）；2.安德罗波夫；3.《真理报》主编；4.乌斯季诺夫；5.阿利耶夫；6.契尔年科；7.柯西金（资料图片）
还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在1957年，安德罗波夫主管社会主义国家相关事务，然后担任苏共中央书记。我很清楚的记得这段时期，因为当时我和一些安德罗波夫时期外交部的青年人交好。安德罗波夫想把他们培养成可以灵活应变的全能型人才，但当时党内机关已经停步不前。不过我见到这些人的时候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他们思维灵活、受过高等教育、会讲多国语言而且智商很高。在谈话时他们活跃的思维让我觉得，安德罗波夫和他的前任们并不是一类人。他把这些人都招入麾下，这说明他是一个心胸开阔目光长远，而不愿固守教条的人。
忘记说的一点是，当时有一批人负责记录总书记的一言一行，当时已经是勃列日涅夫当权的时代。他们告诉我他们每次都要在这份材料交给勃列日涅夫审阅之前搞到它。他们每一次都要检查材料中提及个人崇拜的内容有没有被删去。因为在当时审阅材料的部门里，斯大林的拥护者总是会把暗指个人崇拜的内容和斯大林的负面言论删去；而安德罗波夫的人一直在小心翼翼的还原这些资料并且“保护”它们完整的被公布出来，这些都是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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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期的宣传画：“敬爱的斯大林——人民的幸福！”
我觉得，安德罗波夫代表了苏联的改革派，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也是一名反斯大林主义者，当然，他从来没有公开表明过这一点。安德罗波夫对欧洲的共产主义很感兴趣，因为他和西方共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西方共产主义在修正斯大林教条的问题上也表现得十分积极。
我的前言之所以写了这么多，就是想要提醒读者们，当时自由化的尝试就萌生在苏共委员会的内部，就是由我所了解的人来执行的。
于是，在60年代中期，迫于改革派的压力，国内的经济改革思想已经基本成熟，就剩下柯西金把它付诸实践了。柯西金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十分不愿意进行这项改革，因为他自己心里知道那些拥护斯大林的人会给这样的自由化改革带来多大的阻力。当时的苏共从人的思想到自然资源——国内的一切都处于垄断的状态。党内的“精英们”可以控制那时苏联的一切。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形式的自由化改革都会损害这些人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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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为压制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苏军坦克直接开进了布拉格 （资料图片）
的确，改革和一切自由化的倾向最后都以悲剧收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杜布切克察觉到局势的变化，他决定开展“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机构和党内开始了积极的改革。杜布切克分散管理经济的计划被称为是“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我们当时带着惊奇和兴奋的目光看着在布拉格发生的一切。但我在苏共工作的朋友则和我不同，他并不看好这一切。实际上，他的预料是对的。苏联的那些斯大林的支持者，很快把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定义为反苏联，他们开着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且迅速给在苏联进行的一切改革施压。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改革会带来苏联人民反对整个国家体系的灾难。
我记得我当时在机场碰到了我的朋友科里亚。他刚从苏共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谈判桌上回来。他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一切都很明了，”他说，“我们用了十年时间悄悄‘接近’斯大林的战壕，而这些傻瓜突然‘站起来冲了过去’，这就是功亏一篑。我们的改革没有成功，下一次改革可能要等20年了。”
聪明的科里亚没有说错。正是20年以后，在80年代中期，开始又出现了改革的思想。正是当时在历史的舞台上出现了一位改革的人物——戈尔巴乔夫。
来源：新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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